本报评论员张立伟
进入11月，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在广州闭幕，相邻的深圳则将开启APEC时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这里举行，中方将今年APEC会议主题确定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
两场盛会、两座城市、同一个广东，构成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观察窗口。一端是70年不间断联通中外的广交会，一端是聚焦亚太区域规则与合作的APEC；一边是微观层面的订单、商品与供应链，一边是宏观层面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与区域一体化。
创办70年来，广交会始终是联通中外、各国商人交易商品与开展商务合作的场所，如今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广交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成交规模，更在于它用持续、常态、可预期的交易场景，在全球采购商与中国供给能力之间建立起低搜寻成本、高确定性的连接。
APEC则聚焦亚太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繁荣。各经济体领导人通过每年一度会晤，为区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行政治磋商、制定规则，致力于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果说广交会提供的是“交易层面的开放与合作”，APEC提供的则是“制度层面的开放与合作”，两个不同的舞台，指向同一个目标。
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从融入亚太地区贸易网络与供应链开始的。大量来自亚太地区的投资以及订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不管是广交会的订单，还是珠三角最初“三来一补”的代工企业，起初大都与亚太地区有关。
进入新世纪，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建立在亚太地区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电子产业快速发展。以一部手机为例，从模拟手机到智能手机，在APEC区域内，大致沿着“研发—核心部件—精密制造与模组—终端组装”的链条展开分工合作。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根植于亚太各经济体产业链的高度融合。
本次APEC会议举办地广东，正是经济全球化与亚太地区合作的主要获益者，尤其在APEC经济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珠三角地区既是由亚太经济体共同塑造的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核心一环，也在中国与美国、东盟、日韩等经济体的贸易中处于枢纽地位。广东的开放实践表明，合作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把不同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嵌入同一张产业网络，从而形成彼此依存、共同升级的稳定结构。
中国在APEC中的角色，也从几十年前以出口为主、承接更多外资投资的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同时从亚太地区进口更多货物，在区域内与各国建立起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关系。这一身份变化意味着，中国不仅是亚太合作网络的参与者，更是稳定器与增量来源。
今天的亚太，占世界人口约三分之一、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贸易总量近一半，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过去几十年间，亚太各经济体通过深化贸易往来、扩大投资合作以及推动产业链分工，形成了高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然而，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经历新的调整，亚太地区受影响最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亚太地区开放合作的发展格局，延续开放合作带来的繁荣，成为区域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在本次APEC会议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主张，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直接回应。在亚太合作面临方向性选择的关口，中国倡导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防止其滑向碎片化和阵营化。这一主张既是APEC自身合作初心的延续，也是应对现实逆风、将共识转化为行动的战略选择。
对广东而言，亚太共同体不是远离企业的宏大叙事，而是能够直接影响创新与贸易所面临不确定性的规则塑造；对亚太而言，中国主张的价值在于用开放合作对冲保护主义，用规则预期对冲阵营化风险。构建可预期、开放的多边秩序，能够降低各经济体企业从创新到贸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为共同繁荣创造条件。
此次APEC会议举办地深圳，以湛蓝的太平洋为纽带连接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经济体，目前已成为中国的创新高地以及亚太地区先进制造业中心之一。亚太地区引领了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与信息产业革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快速推进，只有提升合作水平，才能确保亚太地区在全球产业变革中继续扮演引领者角色。
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亚太合作的大框架中，锚定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目标，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各方提供新机遇，将与各成员经济体一道开创亚太地区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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